中国大陆东部，从东岳泰山周围到东海沿岸的这块土地上，自古便有人类生息繁衍。如果不计阶段性的群体构成差异，权且按习惯上的上古族系称谓浑言之，这些古人类可统称之为东夷。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亦即近时大家习称的东夷文化或海岱文化。

　　东夷民族的渊源，据现在所知的考古资料，已可上推到大约与北京猿人同时的沂源猿人。考古发掘越来越证实，东夷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在鲁中泰沂山区，迄今所见沂源猿人化石及其后继者的旧石器遗址，几乎全都集中在泰沂山脉中段。此后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东夷人”逐渐由山岭移居平地，下至距今３－１万年前后，已出土的细石器遗址成群分布在沂、沭河两岸的平原、台地和低山丘陵谷地上，从两河上源一直延伸至苏北。以类型复杂的细石器为标志，“东夷人”这时大概还处在农耕文化的前夜，以陶器言之则属于先陶期。

　　东夷民族的新石器文化，目前已确定下来的考古学谱系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３个前后相连的阶段，大致从距今八千年上下至四千年上下，其发展速度是大大异乎寻常的。北辛文化时期，原始农耕已有所发展，磨制石器日趋精细；而村落和半地穴式圆形房屋的建筑表明，这时东夷人早已走向定居生活。与此相应的是多种类型的泥条盘筑陶器大量出土，可用以印证东夷人熟食技术的进步和饮食结构的改善棗这点对促进人体的进化和文化创造的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起的大汶口文化（约自距今６５００年至４５００年前后），是东夷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发展阶段；特别是它的中后期，在总体的成熟程度上，不少学者认为超过中原仰韶文化。除了与各地同时代文化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制作是格外高明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鸟造型的袋形三足器棗陶 ，这种器物一向被认为是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炊煮，而是被作为祭器使用，把它与黑陶高柄杯（一般认为是酒器）等组合起来看，可以窥见东夷民族以宗教祭祀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之早熟。大汶口人的玉器制作、雕刻和雕塑艺术也是相当发达的，以之与制陶业等汇总考察，可以形象地再现当时东夷民族社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龟甲的出土，反映出东部地区起源久远的占卜之风。方形或长方形房屋的建筑形式大致定型，不仅有众多的村落遗址，而且还出现了成批的大规模聚落中心，近年还在鲁西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城。另有十几例陶器符号出土，它们的结体极似后来甲骨文、金文的构造，被认为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字萌芽形态。这些都表明到大汶口文化时期，文明因素已积累甚厚。下及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区内单元文化的进一步组合日趋显豁，迄今在鲁西和鲁北已发现的多组古城池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时东夷民族的陶器制作，最以精美的“蛋壳陶”（一种薄如蛋壳、通体内外黑亮如漆、质地极纯的黑陶高柄杯）著称，陶 亦发展出多种极具艺术美感的新形式。玉器制作有专门的作坊，占卜龟甲开始钻灼。文字发展的线索尚须进一步追寻，已公布的丁公陶文看上去相当草率而成熟，是否即是东夷龙山文字，目前还有争议。小型铜件也屡有出土，但尚未见到铜容器。种种因素表明，到龙山文化时期，古老的氏族制度将接近它历程的终点，文明社会的曙光已灿然可见。

　　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对来说甚为整齐，大致包括今山东全境及河北省南端、河南省东部、安徽省东北角和江苏省淮河以北地区。这应该就是传统东夷民族的祖居地，也就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分布区。

　　近时海岱文化考古的积累成果，引起了各方面学者的浓厚兴趣，因为这些成果不仅对追述和探讨东夷民族本身的历史有着很高的实证价值，而且对重新认识和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远古和上古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史料意义，一方面，考古定位使东夷文化的本来风貌逐步得以揭示和显露，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并仍在继续证明着它原是中国远上古集群文化和地域文化中最为古老、劲健、成熟的一支，东夷民族曾在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东夷文化本身也不是自我封闭型的，并非仅仅固定在海岱区域之内，它在自己的长期演进过程中，尤其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始终和周边其他地区文化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并对各地文化产生着极其生动、具体、广泛而深刻的渗透和影响。通过对东夷文化墓葬风俗和典型器物（尤其是陶 ）等传播路线的考察，可以知道东夷文化曾伴随部族迁徙而大面积地侵入和散漫到广大的中原地区，并由中原进一步西向波及渭水流域、南向波及汉水流域。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夷文化对百越文化的侵润几乎从未间断过，并以淮夷为中介，使东夷文化的许多先进因素沿长江流域西上和南下，又越过鄱阳湖地区及湘赣边境山地而进入岭南。东夷文化向东北方向的传播，则使燕山南北及辽东半岛的古文化显示出诸多与海岱文化极其亲和而相似的特征。国内外学者对东夷文化的覆盖范围还有相当宽泛的看法，认为它发祥于渤海湾两岸，广布于松花江、辽河流域到长江下游、杭州湾一线；其延展区和辐射带，则北可达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地区，西可至燕赵和黄河中游，东远及日本海沿岸，南直通台湾海峡和某些南太平洋岛域，亦即所谓百越文化的大部及其扩延。更为开放的看法，则认为东夷文化不但是中国大陆本土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而且是整个环太平洋古文化的源头，它向亚洲东北部移动曾越过白令海峡而进入北美，向南洋群岛的散播则由南太平洋逐岛航行而抵达南美。相关的论说大都下及于商代乃至更晚起的东夷文化故事或传说，因此墨西哥湾沿岸古文化与商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关性，以及美洲玛雅文化与东夷文化的风俗比较等等，都成为热门话题。不管这些说法的规定性如何，注重东夷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并把它放到环太平洋古文化的大背景中作考察，仍可大大开阔东夷文化研究的视野，提供一些新的切入点。想来至少对这样一种论断是可以肯认无疑的：东夷文化乃是将中华本土文化以至欧亚大陆文化迁往太平洋区域的唯一桥梁。

　　考古史料的积累和清理，也使许多旧有的神话传说史料重新活泼生动起来。把二者结合起来稽考推校，去伪存真，可以印证《尚书》、《易经》、《世本》、《楚辞》、《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大量古史记载的不同程度的可信性，从而也为认识东夷文化的历史地位提供一定的依据。照我们的看法，司马迁列入正史之首的“五帝”时代，正约略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典型龙山文化时期，即约在公元前２４００－前１９００年间，前后持续５００年上下。传世神话传说大都起于这一时代，唯有关太昊、少昊等传说还可提前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历史地来看，“五帝”时代前期，由于中华本土上氏族部落文化的充分成熟，曾引起一系列大规模的部落战争。这种部落战争是异常野蛮而残酷的，但它同时又从根本上打破了原始氏族制的全封闭体系，使几乎所有参与战争的大部落或部落集团发生急剧的动荡、分化和改组，从而最终导致了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大联盟的建立。此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民族融合的加强，部落大联盟一步步转化为多民族、大地域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又进而逐渐蜕变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姓族统治的王朝棗夏王朝。这里不能详述“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具体图景，粗略地说，当时角逐中原的主要势力是东夷、西夏、北狄三大集群。传说古史上的著名大部落，黄帝部及其后继者尧部落原属北狄，共工（鲧）部及其后继者禹部落原属西夏，其余颛顼、祝融、帝喾、舜及皋陶、伯益、蚩尤、后羿等部则属东夷。最早执大联盟牛耳的是北狄黄帝部，其次是东夷颛顼部，再次是由帝喾、祝融、共工部联合主盟，又次则是尧、舜、禹轮流坐庄。大致到舜、禹的时代，部落大联盟向姓族王朝蜕变的机缘已逐步成熟，然而禹并不是夏王朝的实际建立者。此后又经百余年的夷夏交争，直到传说的夏代第７位君主后杼征服广大的东夷地区之后，名副其实的夏王朝才算真正建立并巩固下来，而这同时也就标志着“五帝”时代的正式结束。这个宽泛意义上的“五帝”时代，乃是中国历史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度的时期，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初步融合凝聚的时期。

　　早期华夏民族的孕育以东部族群与西北族群的斗争融合为轴心。这一主导倾向，近世学者概括为“夷夏东西说”是有道理的，形象的说法是“龙飞凤舞”：西北族群的最高图腾是蟒蛇（蛙、鱼、龟皆其同类），东部族群的最高图腾是燕鸟，两种图腾的神化便演变出中华民族普遍崇奉的理想动物龙和凤。此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鹿图腾，后来演化为与龙、凤并驾而位居第三的麒麟。在这一历史性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东夷颛顼棗帝喾棗舜一系实代表了当时中原农耕文化的主体。整个“五帝”时代，部落大联盟的中心活动区在今豫东北的濮阳与鲁西南的曲阜之间，古所传帝都大多在这一线周围，而山东半岛的潍淄流域和晋南豫西的汾洛流域则是这一轴心两端的发达区。中国文明初兴的一些重大特征，诸如国家政制结构的酝酿和形成，传统宗法建制的转换与重构，上古礼制的进化与茁长等等，无疑都是植根于农耕基础之上的，因此上古文化的主源多可追溯于东夷文化。尤其是体现中国文化主要特色的礼乐文化，到舜为联盟大酋长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书·舜典》所记的行政措施及《益稷》篇所记的盛大乐舞场面皆是其证，夏、商、周三代礼制和朝廷大乐即皆以北为源头。近世所发现的留有大量青铜器物、带字甲骨和城市基址的殷墟，无疑可以看作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这一文明形态的主流因子，大都可以从大汶口棗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萌芽。

　　古史茫昧而多姿，追寻东夷文化的绚丽风采是格外引人入胜的。而自夏、商以来，东夷文化已明显地分为鲁文化与齐文化两大支。这两支文化本有着极相近的亲缘关系，但在历史源流、发展道路和总体风格上又很有些不同。鲁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早，到西周时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厚重农传统、严密宗法体系和发达礼乐文明，事实上均直承夏、商中原文化主统而来（“周礼”是这一主统的新起代名词），周人所加入的新因素并不很多。下及春秋时期，鲁文化精神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孕育出充实、质朴、谨严而趋向保守的儒学（以及墨学），其书史记亦重理性、轻玄谈、严肃枯索而不语“怪力乱神”。齐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晚，故尔夏、商时期中原王朝仍把泰山以东的“九夷”视为化外之民。然而自周初正式形成的齐文化，恰恰是东夷滨海文化的嫡传，它的经济基础以农、牧、渔、盐并重，宗法结构和社会组织相对松散，礼制观念亦相对淡薄，民俗风情复杂多样。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产生出空灵华侈、舒缓阔达而开放活泼的稷下学术，其文献精神亦崇物欲、尚智谋、浪漫生动而充满诡变神奇。简言之，鲁文化是典范的中原平原型，齐文化则属边地海原与中原平原的结合型。二者的分界大体仍在泰沂山系，而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也逐步被完全纳入到广义中原文化的范畴。这两支文化均源出内涵深广的东夷文化，其丰厚遗产经过先秦诸子的总结、整理、加工和改造，遂成为后世中国文化思想的两大干流。学者称“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微型”，其义足可玩味。倘得仔细追索东夷文化的历史行程，并进而描述齐鲁文化的全貌，则知东夷非夷，微型不微，其遗泽流惠于中国文化者至大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