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九月间，山东军区张经武、军区三科科长杨国辉命张庆云到清河区组建侦通站（后考虑到这个名字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又改名交通站）。交通站的任务：第一，负责侦察工作；第二，负责交通工作。其组织及人员情况如下：清河区成立交通总站，由我担任总站长；巡视员是王士林和孙玉伦同志，任务是开辟交通路线与党委联系；收发员是曹光，还有几个交通员，人数极其有限。总站下设3个分站：清中分站、清东分站、清西分站，这是战时邮政的前身。 
       1940年环境进一步恶化，清河区党委由桓台移往四边县，即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一带。当时交通总站仍留在原地负责交通工作，后才移往益都赵家营一带。这时，党委决定培训干部，发展和扩大组织。在八九月，交通总站组织了一个训练班，由范星五同志主持。训练班前后办了两期，第二期毕业后就转移了。这两期训练班为战邮时期的干部培训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时，上级提出“兵对兵、将对将、枪对枪、刀对刀、政权对政权、邮政对邮政”的口号，提出建立邮局组织，交通总站就是在这时改为“清河区战邮总局”的。对“中华邮政”我们主要是利用他们的组织形式，把我们的干部送进去，并设掩护。为此，当时我们对干部进行了培训，让他们学习通信、掩护术、乔装术等。 
       在通信工作中，涌现了有名的“五老”，他们是社会上有“小手艺”的地下党老党员，不与当时的交通人员住在一起。其中一个是何五同志，益都人，是个掌罗匠，他送信最多。敌人封锁以后，他担任送情报、搬救兵等任务，有时他把文件用膏药贴在身上以迷惑敌人。“五老”在战邮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清河区战邮总局成立以后，各县邮局也相继成立起来，并增加了护送干部的任务。1941年，战邮又增加了党报发行工作，设立了发行部，部长是李杰同志。由于我另有任务，战邮工作便由杨华村同志负责，当时交通科科长是徐秋萍同志。 
       此时，军区派人交待任务，决定由杨华村同志去冀鲁边区联系整顿战邮组织，后改由我和张公民同志前去。由于情况复杂，我们分开走，我乔装成卖藕的商人，张公民乔装成卖枣的商人走北路。路上遇到敌人“扫荡”，我被敌人包围逮捕，身陷敌人监狱达16天之久，备受折磨。张公民也受伤被俘，彼此相见，都装作互不认识。后来，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花了982元伪币买通了翻译，我才得以脱险。 
       1943年战邮机构变革，成立了传递站，由曹光同志负责。传递站的任务是负责报纸发行和护送干部，邮局只负责送信，区分党内文件和一般信件，开辟了两条路线。之后，根据华北局的指示，为进一步加强党内交通，又与邮局分开，另成立交通科，由党委组织领导。交通科长由地委书记级干部担任，政治交通员由区委书记级干部担任。当时交通科科长为王美林同志，我和王要亭、郭华同志任交通干事，实际上是负责交通工作。1944年1月清河和冀鲁边区合并，上级指示组织工作队到这个地区。我奉命前往，整顿交通工作，把那里的交通站也改为邮局。（本文摘自《山东战邮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