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到战邮总局以后 

       1943年4月，在中共山东分局实行“邮交发”三位一体化统一领导后，我从分局党内交通科调到山东战邮总局。“邮交发”统一领导的做法，给党、政、军、民、学的通信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但各地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为了统一思想，山东分局召开各大区党委书记会议，专门座谈党内交通工作。会上，山东分局局长赵志刚强调了“邮交发”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以及加强干线站的领导和做好发行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各级党委将邮局领导机制健全起来。 

       1943年7月，上级调我到滨北区成立滨北区邮局，并任命我为滨北区邮局局长兼交通科长。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滨北区邮局在滨北五莲山区小顾家沟村正式成立了。 

       八、一次特别的任务 

       1944年10月，总局让我去胶东战邮管理局研究如何加强滨北区与胶东南海区的交通工作事宜。一天晚上，我与武交队一同出发了。武交队队长带领一个班走在前面。指导员带领两个班，每人身背报刊邮件，跟在后边。秘密文件由指导员随身携带，到达目的地后单独办理交接手续。 

       因为天黑，我们迷了路，当走到离胶济铁路不到20里的地方时，我们与一队伪军相遇，战斗打响了。我们紧急商议，决定由指导员和我带领背着邮件的两个班，从东边绕过山头往北急行，队长断后，完成任务后再赶上来。敌人大喊“不要让土八路跑掉”，但不敢离开据点。我们急行军过了铁路，天就快亮了，又走了10余里，安全到达胶县邮局。 

       我们从胶县邮局又来到胶东区邮政管理局，见到胶东邮管局局长戴开文。戴开文说，他们正在攻打敌人设在万第的据点，支前任务很繁重，等战役结束后再详细研究通邮工作。 

       一周过去了，万第解放了。在庆祝万第战役大捷的日子里，我与戴开文研究了两个地区的通邮问题。当时，南海区邮局局长李永海在外参加培训，戴开文提出让我暂代该局局长职务，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推动两个地区的通邮工作。我考虑后答应了。南海区的战争环境比较恶劣，敌人时常出动袭扰我根据地，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我军民为了有力打击敌人，每条道路都挖了交通壕，根据地的村庄房屋内多半都挖了地下室。如有敌情，部队出动打击敌人，机关人员和老百姓可以躲进地下室。我们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工作的。 

       九、返回滨海后的变化 

       1945年5月，我回到滨北区邮局，之后，调到滨海区邮政管理分局任交通科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勇猛地向各城市进军，战邮员工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我军一支部队挺进北上，攻克胶县与胶济铁路沿线敌人各据点。另一支部队挺进滨南区，攻克赣榆及陇海铁路沿线，又沿海边北上攻克日照城及石臼所，随后又解放了临沂城。这时陈毅军长率领新四军某部北上来到了山东滨海区，至10月将残存在滨海区的敌人最后一个据点泊儿镇解放了。 

       1946年，报纸上刊登了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胜利的消息，因此《大众日报》发行量倍增。但这时，胶皮轮大车坏了，缺少邮运工具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邮管分局给我们配备了几辆自行车，并动员战邮员工发扬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大家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任务，滨海区党政领导机关给滨海区邮政管理分局记了大功。7月1日，滨海区邮管分局召开了庆功大会，近半数的职工被评上了一、二、三等功，获得了奖章、奖状。我也荣获了两个一等功。 

       1947年战争形势再次恶化，国民党用飞机轰炸我根据地，动用重兵向我们进攻。他们还带领“还乡团”不断地袭扰我根据地，致使滨海区的群众团体出现了一些“左”的苗头。后来，各机关开始了“三查三整”运动，邮政系统也不例外。1948年初，我被调到华东“建大”学习。不久，我随军南下到达了武汉市邮局。（本文摘自《山东战邮回忆录》）

转自中国邮政报3457期三版，http://www.chinapostnews.com.cn/newspaper/epaper/html/2021-08/24/content_1361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