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大毕业做交通
1940年7月，我于抗大一分校毕业后，到山东分局组织部交通科任巡视员，驻地在东蒙山青驼寺附近的侍郎宅。来到交通科报到时，科长王博民同志不在，组织部李林部长与我谈话。他从各方面阐明了党内交通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严格做好保密工作，并指出做党内交通巡视员工作很光荣，也很艰苦。李林将巡视员的工作范围和当时要做的几项工作指示清楚后，对我说：“从现在起，你要脱下军装换上便衣了。你到总务科丁超同志那里去领一套。你还有什么意见吗？”我很干脆地回答：“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上任后，我的首次巡视工作是到东蒙山区里的茂山庄，这是交通科最早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称“总站”，由马同志和一名当地的党员负责。在“七七事变”前我就认识马同志，他是莱芜县圣井村人，曾在亓家毛埠村当过小学教员。他向我介绍了站上的情况：该站与湖西区之间的往来文件，传递起来比较方便，但传递分局与其所辖其他地区之间的往来文件，就得走不少的弯路。他认为，这个站已经失去总站的作用了，请我考虑。当时，所有干线上的秘密交通站都归当地党委管理，如交通科的巡视员在视察时发现有不妥之处，可建议当地党委解决。于是，我向科长汇报了这些情况，领导同意调整，将马同志调回分局另分配工作，该站归当地党委领导，仍作为干线站，但不再称为分局总站了。
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了解并熟悉鲁中区通泰山区的干线站、鲁中区通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干线站及鲁中区通滨海区的干线站等。同时，认识了各区党委与地委党的领导同志，因此，工作起来就顺利多了。值得一提的是，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每次给分局传递密件时都特别仔细，信用白纸包几层，用糨糊糊了又糊，封面上再写上“九号亲收”字样(九号是朱瑞政委的代号)，有时，还在封口处加盖自己的私章。我拿着信件心想：我党的领导干部对一封信这样认真负责，日夜为抗战胜利操劳，我更应该认真负责，为完成党的交通任务贡献力量。
二、朱瑞政委亲自派我完成重要任务
1941年10月，日本侵略军由冈村宁次指挥4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共5万余人的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48天的“大扫荡”。
敌人“扫荡”，我们就动员“反扫荡”。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力部队的大部分兵力已奉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等待有利时机打击敌人。为了保护教导第3团（分局机关按军事编制是教导第3团）的安全，第115师一个主力排的兵力被调编到教导第3团，由朱瑞政委统一指挥，坚持“反扫荡”。不适宜参加“反扫荡”的部分人员，由组织部敌工科科长王见新、干事黄在（王科长的夫人）带领转移到鲁南抱犊崮山区。
分局机关转移到望海楼子以西、东蒙山区后，敌人也追赶到山里，双方相遇，投入战斗。敌人凭借飞机、大炮、轻重机枪与步枪向我们合围，我们凭游击战术逐个山头打游击；敌人烧村庄、抢财物、奸淫烧杀，致使沂蒙山区硝烟四起，我们边打击敌人，边掩护群众转移；敌人活动的规律是天不亮就包围村庄，合击我们；我们是下午进村庄，前半夜上山密切注视敌人，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了20余天。有一天，我们住在瓮城子村，由于敌情侦察失误，分局机关险些遭受重大损失。当我们发觉被敌人包围时，迅速抢占瓮城北山头，才行至半山腰，敌人已将北山层层包围了，纵队式向我们进攻。眼看就要进入拼刺刀的时刻，忽然起了浓雾，什么都看不清，然后枪炮声逐渐减少，最后，枪声没有了。经侦察后发现，敌人跑回据点去了。我们也回到了瓮城子村。
敌人“扫荡”近一个月来，局势非常紧张，我们做党内交通工作的更是如此。教导第3团刚进山时是整整齐齐的，经过几天的战斗，被分割到好几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繁重的交通任务。要完成任务，单靠我们明显人手不足，于是，一些有条件的同志也暂调来跑交通。
有一天，通信员找到我，说“九号”叫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到朱瑞政委处。政委从桌子上拿起一封封好的、比平常大一点的信递给我说：“你马上到鲁中区党委，将这封信亲手交给赵镈政委，越快越好！”接着，他让铁道游击队的张同志和我同行。
一路上，我向张同志问这问那，想了解他是不是铁道游击队的武装交通队员。因为前不久山东分局曾指示过，铁道游击队要加强与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担负护送山东分局到中央来往干部的任务。如果他就是交通人员，我们配合起来，今后的党内交通工作就更便利了。但是，他一字不谈。
经过一个晚上，我们通过敌占区到达抱犊崮山区。和张同志分开后，我找到区党委向赵政委交了文件，汇报了情况。赵政委派人送我到分局组织部敌工科，等候分配任务。
在鲁南的十几天里，没见到敌人“扫荡”，收到的都是我鲁南部队攻克敌伪据点的捷报。后来，我回到青驼寺，得知李林部长受伤，国际友人希伯牺牲了。（本文摘自《山东战邮回忆录》）
转自中国邮政报3449期三版，http://www.chinapostnews.com.cn/newspaper/epaper/html/2021-08/10/content_135835.htm